活在城市 做“房奴”也许已经成为一种奢望

找不到优越感，更没有归属感

和小华一样，袁建也倍感疲惫。他不打算再在广州混了。

陌生的城市，难懂的语言，外来者的不合群……种种现实正以摧枯拉朽的姿态，让他们对大城市的美好憧憬逐次破灭。

前不久，袁建辞职离开了广州，他有两个去向：长沙或者郑州，都是内地二线城市。

他选择离开的理由很简单，“在那儿再做几年也没什么发展”。

但2006年，他从中南大学毕业那会儿，对广州充满了无限憧憬。

他觉得，那里就是天堂，有很多的机会，有不错的待遇。于是，一毕业他就到了广州一家不错的IT公司上班。

三年时间，工资从最初的3000元涨到了5500元，他却过得越来越失意。

他们把公司当家，拼命工作，袁建说，但金融危机来临时，常和他一起加班的兄弟却被裁了。

在外面，始终是“飘”的感觉，没家人，没依靠，年轻白领正被“大都会乡愁”深深刺痛。

找不到优越感，更没有归属感，小华、袁建们头顶那圈都市光环正黯然失色。

漂泊的代价，当上房奴都成了一种奢望

“上海让人向往，但一个外地人想融入进去，真的很难。”

难，在方方面面。排在个的，还是房子。

在深圳、上海、杭州等沿海城市，房价已经成为横在外来人面前的一道硬槛儿。

过去10年里，这个折磨了无数个“海萍”的中国式难题，没有谁能够轻松破解。

32岁的吴先生是江西人，2002年到杭州一家媒体做记者，月薪5000元左右。那会儿，杭州的房价也不过5000元。

8年后，吴先生的月薪依然在5000元上下徘徊，这座号称“人间天堂”的城市早已，今年2月的房价已破2万。

如今，吴先生仍租房住，婚娶的事，一直闭口不谈。

他的同事实在熬不住，去年底在离杭州30公里外的一座小镇上买了，成交价9000元。

至于在上海一家商务网站做编辑的小华，甚至不关心上海的房价飙升到何种程度，只是偶尔发现菜场的鸡蛋又卖出肉价，她会在饭桌上唏嘘不停。

同样，袁建口中所说的“发展”，最基本的诉求也是能否在广州有一套房子。

但是，按照他的攒钱速度，即便每月剩余2500元，半年也才买得起一平方米，只能注定离开。

“原来觉得当房奴是件悲惨事，但现在能当上房奴也是一种幸福。”袁建自嘲。

“白骨精”比实际年龄要老10岁

压力大、强度高、焦虑多，日复一日的疲于应对，过半主流城市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

去年底发布的《中国城市白领健康白皮书》显示，近八成白领饮食、睡眠没有规律，每天感觉比较疲倦；而主流城市白领处于过度疲劳状态的接近六成，35~50岁的高收入中年白领群体，肌体老化速度较快，“生理年龄”超龄趋势明显加快，平均超过“自然年龄”10年左右。

在邻国日本，年轻人因工作压力过大而猝死，被形象地称为“过劳死”。

而中国在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发展经验的当下，“过劳死”同样漂洋过海而至，并在沿海城市落脚，威胁到行色匆匆的人群。

用百度搜索“富士康员工”等关键词，紧随其后会自动跳出“猝死”、“跳楼”等触目惊心的字眼。

广州、深圳等地夜生活丰富，酒吧里人山人海，都是因为人们生活压力过大。

袁建说，大部分来酒吧的人，更多是为了释放压力和不满。

网站编辑小华每天拖着疲惫不堪的躯体挤进轻轨，经过东方明珠，望着窗外钢筋骨架倏忽而过，会无限怀念家乡城市的“田园美感”。

新一轮迁徙，为爱情打算转战家乡城市

要家乡的“田园美感”，还是大城市的“阁楼蜗居”？

两相对比，越来越多的沿海都市白领在现实面前低头，选择了返乡。

商报记者了解到的这种新趋势，或许不足以绘就新一轮的人口迁徙路线图，但一股有别于农民工的新的返乡流，正暗潮涌动。

做校园软件的张卫，打心眼里喜欢南京。但最近，他和女友燕燕的“战争”升级，回郑州发展已被摆上桌面。

“下周，她妈要来南京调和，留南京还是回郑州，很快就有结果。”张卫说。

张卫所在的公司，是国内这个行业的龙头，工资税前4400元。

他和女友感情不错，但却遭到了女友家人的反对，因为在南京，他付不起一套婚房的首付。

女友曾劝他放弃南京的工作回郑州来，但张卫嘴上说考虑，心里却不接受。

但这次，面对未来岳母的施压，“我们很可能要回去。”张卫说。

和“留守”同学比，自己更看不见希望

和留在家乡的高中同学一比，袁建更受刺激。

他的高中同学张计，从郑州航院毕业后，找了家公司做软件。

每月3000元，虽然有时也加班，但压力小很多，有袁建体会不到的安稳。

“他和女友两人工资加起来才和我的相当，但他们的日子更有奔头，而我却看不到希望。”袁建说。

比袁建还早一步，24岁的明明一年前已经离开上海，返回郑州。

两年前，明明在上海读完大学后，加盟一家外企做销售。虽然月薪五六千元，她最终还是没耐过日渐加深的黑眼圈折磨。

去年春季一个阴冷的傍晚，她拖着行李箱逃似的踏上返乡列车。

回郑州后，明明在一家政府机关单位找了份工作，每月1800元，但生活节奏慢了很多，人也更自在了。

不用交房租，在家吃饭还不用花钱。很多朋友都在身边，自己有大把的时间聚会、逛街。

袁建也认为，郑州毕竟是“大本营”，朋友、亲戚又多，有事能互相照应，最关键的，“想家了十几块钱买张火车票，两三就能跑回去”。

一切得从头开始，回乡需要勇气

多年在外闯荡，可能在一线城市没多少积蓄，但还是积累了一些人脉和资源。

而中途返乡，是否还有勇气从头再来？

对于在深圳月入5000元的王盟来说，这是迟早要考虑的问题。

王盟有自己的打算：准备在深圳再待上两年，攒些钱，然后回河南了，再创业安家。

虽然深圳离家乡遥不可及，但放弃已有工作回来，这意味着，一切又要从头开始。

而当年那些留在本地或不得不回到家发展的人，如今凭借自己的奋斗，已经成为当地社会的中坚力量，占据了各个阶层的绝大多数岗位。

这个问题，同样让小华、袁建们倍感困扰。

提到回郑州，小华有些抹不开面子，而袁建的反应就是，“又得从头开始”。

袁建的一个同学，目前在郑州经营一家广告公司，曾盛情邀请他过来帮忙。

但曾经的同窗好友，如今却一个是领导，一个是职员，在同学手底下干活，自己能舒坦吗？袁建反问。

房奴悲惨生活写真曾几何时七块钱猪肉吃四顿

如今满世界尽是关于房价太高的报道，“房奴”一词用的频率也很高。现在，房价依然坚挺，人们似乎已经司空见惯认可了房价不可能下跌的事实。有钱的人，一边抱怨房价太高一边照买不误，没钱的人，反正买不成，也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是苦了那些手头有些积蓄，买房吧，压力又太大；不买房吧，积蓄存在银行又眼睁睁看着贬值的人。可能是现在人们把注意力转向股市了，对依然坚挺的楼市，似乎少有人为此怨声载道。

几年前我我还没真没拿房奴当回事儿，可如今我却开始感到房贷压力越来越大了。虽然还不至于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小日子却明显感到过得越来越紧迫。首先是银行房贷多次加息，增加了还款利息负担，其次是物价上涨，工资收入没有相应增长，甚至每月还少了几百元的加班费。原来每周六加一天班，一月四天有几百元加班费。现在取消了加班，实行了双休，人是轻松了，可是每月却少了几百元加班费，日子就更加紧张了。有时候，某月出了什么一笔比较大的意外开支，一时资金周转不过来，又懒得找人去借，便透支信用卡取现，还银行房供救急，取一千元现金付三十元手续费之外，每天还要付万分之五的高额利息，一千元每天得付五角钱的利息，一直到下一轮领了薪水，急忙还掉信用卡的取现。

单位每月给职工发一百多元的午餐补助，先前每天午餐，我都到餐馆吃，少则十元，多则数十元一顿。主要是兴致来了，与同事相邀午餐一起喝几瓶脾酒。今日你请客，明日他请客，后日我请客。你请他请我请，请来请去，都是吃自己的喝自己的。来而不往非礼也。

自从利息增加，物价上涨，收入减少之后，午餐我不敢再在外面餐馆吃了。也与单位少许女同事一样，一个大老爷们从家里带饭到单位吃。办公室备有微波炉可以加热从家里带来的饭菜。这种每日晚餐做的剩菜剩饭第二天早上上班时带到单位做午餐，美其名日：便当。

我一个单身大老爷们为此每晚都得烧菜做饭，一次至少得炒两个菜，有荤有素，一分为二，一份为晚餐，另一份为第二天午餐。为了预防女同事们查看我吃的什么，不至于显得太寒酸，所以每顿我必须都得烧一份荤菜。荤菜无非鸡鸭鱼肉，但是，这使我一个人很犯难，因为一个人烧一只鸡要吃两三天。餐餐吃鸡又大倒胃口。因此，我只能买小份的肉。或者小份的鸡块，鱼块。

有一天，我上超市买了一份七块钱的猪肉。这天晚上用了三分之一的猪肉烧芋头。第二天晚上换了荤菜红烧鱼块。第三天晚上再用猪肉准备烧土豆的时候，一开冰霜冷藏保鲜柜，一股腐败臭味扑鼻而来。拎出猪肉一看，瘦肉由红变暗绿。想仍掉又舍不得。用臭肉烧土豆又怕吃了食物中毒，毕竟人不是野兽，可以吃腐肉充饥。后来利用吃苹果挖掉乱掉地方的方法，用菜刀刮掉变绿发臭的腐肉部分，总算还余下一半的好肉烧了一大碗土豆。又分成两份，一份晚餐吃，另一份为次日午餐下饭菜。另一种素菜是青炒一大碗菠菜。也是一分为二。

由美国住房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虽然在世界各国蔓延，但中国房地产市场却一枝独秀异常繁荣。对于房价的疯狂上涨一方面老百姓在抱怨，同时又趋之若鹜地购买，这种矛盾的情形让人难以理解。有人认为由于中国金融开放程度不够和国内需求庞大造成了上述情形，但就中国老百姓的个人收入而言是无法支撑现在的高房价的。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如此强烈的住房需求呢？

在经济学中需要与需求是两个十分不同的概念，需要指的是人们的心理欲望，它可以是无限的，而需求指的是社会已形成的具有购买力的需要。某种商品需求的大小影响到该商品的供给和价格，在住房供给十分充分的情况下房价还维持在高位，这一定是需求强劲所致。

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生意人和大中专毕业生涌向城市，形成了即刻或潜在的住房需要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需要中有一部分人具有真实的购买力从而形成了现实的住房需求。大部分人凭个人的积蓄还无法考虑购房问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住房需求。使这部分潜在住房需要转化为现实住房需求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习俗。

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共同体，四世同堂相互依赖的传统观念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而有所淡化，但传统文化的基因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使家长与子女构成了更加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在多子女时代，父母考虑到关系的平衡和养老保健的需要，通常不会在有生之年倾其所有帮助子女买房。

今天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子女，同时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得以逐步完善，这种家庭结构和制度安排更方便家长在生前就用尽所有积蓄帮助子女在城市中购房。根据权威机构的调查，在一、二线城市购房者中有六成以上的动用了父母的积蓄，有些人甚至动用了爷爷奶奶或外婆外公的养老钱。为了让后辈能在大城市生存下去，三代人均愿做房奴成了中国的社会现实。

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度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蜗居》主人公郭海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