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股评论：希腊为何不能破产

导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和经济学家古兹曼(MARTIN GUZMAN)在MarketWatch撰文指出，各国国内都有可靠的破产法规，但是全球层面却没有一部主权债务重组相关法规，这一问题正在让债权债务双方持续付出巨大代价，希腊只是新的例子而已。

以下即他们的评论文章全文：

有些时候，为了避免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性受到威胁，其政府可能会不得不重组债务。可是，由于没有一部关于主权违约问题的权威国际法规，这个世界往往会为重组付出超过合理水平的代价。

结果就是，主权债务市场运行机能不完全，经常会发生不必要的争吵，而且问题发生时也经常无法及时解决，每一的拖延都成本不菲。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警示。在阿根廷，尽管该国大多数的债权人都已经选择了债务整体重组，但该国政府要真正落实这一选项，还必须与少数“投资者”(所谓秃鹫基金)缠斗不休。在希腊，临时性“援救”计划所提供的大部分资金，其实都用在了偿付现有债权人上，而该国政府却被强迫采用紧缩经济政策，导致国内生产总值缩水25%，希腊人的生活每况愈下。在乌克兰，主权债务麻烦潜在的政治后果更是令人难以料想。

总而言之，眼下，如何管理主权债务重组——将债务削减至可负担的水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远超以往任何时间。眼下的系统严重高估了市场的“美德”。争论的解决往往并不是以公平为基础，相反，讨价还价都是在不平等的前提下进行，富有和强大的一方总是能够迫使其他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终的结果总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是低效的。

可是，很多人还是宣称，现有的系统是行之有效的，阿根廷之类都只是特例。他们说，大多数时候，系统都干得不坏。当然，他们的意思其实是说，那些虚弱的国家往往会终低头。可是，这些国家的国民承担了怎样的代价？重组的具体进程到底如何？重组后，国家是否走上了债务可承担的道路？太多的时候，正是因为那些现状的支持者不愿面对这些问题，债务危机才会一个接一个地发生。

希腊2012年的债务重组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国家按照金融市场的“规则”行事，迅速结束了债务重组，但是达成的协议其实很糟糕，根本没有为他们的经济复苏提供什么帮助。三年时间过去了，希腊已经到了不进行新一轮重组，一切都无从谈起的地步。

不堪重负的债务人需要一个新的起点。过度惩罚的结果甚至不是零和游戏，而是负和游戏，债务人无法复苏，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偿付能力无从强化，债权人同样得不到好处。

债务重组法规的缺乏延迟了这些起点的到来，只能导致无尽的混乱。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任何一国的政府会将国内债务重组的决定权交给市场。他们都已经得出结论，所谓“违约救济”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相反，他们颁布了破产法规，为债权债务双方的谈判提供了基础性的原则，由此才谈得上有效和公平。

主权债务重组要比国内破产负责得多，这些问题都是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的，虽然索赔方要求明确，但是到底哪些资产能够用来赔偿他们，却定义不详。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听到有些人——也包括美国财政部——声称根本不需要一部国际法规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感到难以置信。

诚然，要制定一部完整而细致的国际破产法，或许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达成共识。比如，新的框架应该有相应的条款，在重组已经在进行中时提供诉讼停留期，这样就可以限制秃鹫基金可能造成的潜在破坏。

针对那些未还款的问题，新法规也可以有相应条款：那些在重组期间愿意为债务国提供信贷的放款方将获得优先的待遇。这样就给了放款方以相当的理由，在重组国家需要资金的时候为他们排忧解难。

还有一点也可以达成共识，即，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让渡自己的基本权利。就像没有人可以卖身为奴一样，放弃主权豁免权这样的事情是荒唐的。一个民主政府可以对下一任政府施以怎样的限制，也需要有个限度。

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金融市场总会倾向于诱惑短视的政客们放松今天的预算约束，或者是向极端贪腐的政府——比如已经倒台的乌克兰亚努科维奇政权——放款，由未来的几代人去埋单。这样的限制将迫使放款者进行更充分的研究和评估，从而大大改善主权债务市场的运作机能。

建立一个包含以上内容的“软性法律”框架，由一个监管委员会来执行，后者在重组过程当中担任调解人和监督者的角色，这样就可以解决很多我们今天看到的低效率和不公平的问题。不过，如果框架是基于共识的，其实施机构就不应该与市场上的此方或者彼方关联过于密切。

这就意味着，主权债务重组监管的任务不能交给国际货币基金，他们与债权人关系太紧密，而且事实上自己也是债权人。要让潜在的利益冲突小化，比较合理的选择是将其置于联合国[微博]之下，联合国显然更具有代表性。或者，就像2009年倡导国际货币和金融系统改革的《斯蒂格利茨报告》所建议的，成立一个全新的全球性组织。

欧洲的危机就是一个新的例子，告诉我们缺乏一部主权债务危机相关法规会让债权债务双方都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全球化是为了所有的国家，那么主权债务规则就必须改变。我们所建议的改革就是一个全新的开端。(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