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上海内鬼车牌”高达5000张，前后长达十年。几乎自上海开始拍卖车牌之时，国税局里的蛀虫就开始搞内外勾结的“内鬼车牌”。这些“内鬼车牌”也严重挑战了“限牌”、拍卖车牌的公平性。
漏洞警示
行政机关信息不联网人员监管不力
案发至今，虽然犯罪团伙手段多样，应变能力强，但此案折射出的更是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管问题。在长达近十年的犯罪时间里，行政机关对于额度数量的不正常增长竟然毫无察觉，不禁让人对相关税务局、额度审核部门以及车牌管理机关之间到底有没有积极履行其法定职责产生了质疑，或者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行政机关没有积极履行义务，纵容了该案的发生，导致社会公共资源大量流失。
本案暴露的主要的问题是，行政机关之间信息不联网，消息不对称，从而导致监管不力。从犯罪团伙的犯罪手段来看，在第二类与第三类犯罪中，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国税局、额度审核部门与车牌管理机关之间信息不对称这一漏洞来实施犯罪。从国税局拿到购置税完税证明单的黄牛只需要通过修改原本额度性质，拿着修改好的完税证明到车牌管理机关上牌即可。车牌管理机关对于完税证明上的修改痕迹只做形式上的审查，却没有对其修改内容的真实性或者核发的“私拍”字样章做实质性的审查。正是因为无论是“退牌”或者“转籍”，甚至是“沪C”车牌性质这些信息只是登记备案在国税局或者额度审核部门，而车牌管理机关对这些信息无从知晓，从而导致完税证明单上的内容变更没有办法辨别。
对于上牌程序来说，理应分为前置审查与后置审查两部分。作为负责前置审查的国税局与额度审核部门，应当将其登记的信息告知负责后置审查的车牌管理机关，车牌管理机关才能从完税证明单的形式性和真实性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审核，避免信息的误差导致额度审核发放过程中出现错误，如此才不会让犯罪分子有可趁之机。
本案暴露出的另一个问题便是行政机关对内部人员的监管问题。该案正是由于某国税局内部的蒋某某与傅某某两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才会引发的团伙作案。固然，对于个人是否将要实施犯罪行为没有办法做出一个预期的判断，但是在内部管理上，行政机关完全应当通过设置相应的监管措施来避免可能的犯罪行为的发生。从本案的犯罪手法来看，审核窗口的蒋某某的职责尤为关键，其掌握的额度审核章在本案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对于国税局来说，内部如此重要的职务仅仅安排一人操作是否妥当?没有职权上的相互监督，一旦滋生犯罪的意图，也许就会如同本案所造成的结果一样严重。对于其中涉及到的内部监管问题，希望无论是国税局还是额度审核部门都能从此案中吸取教训，针对本案中暴露出来的漏洞，规划相应的措施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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